“她死的时候，城里公园般的旧墓园中已经没有空余墓地可用了，而新墓园恰好才刚刚开始建。时至今日，新墓园外观好似一片私人住宅区，前面有漂亮的花园。花园曾经是一块建筑工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刻着俄语铭文的墓碑就立在一片被挖掘机和推土机犁过的荒漠中。后来，墓碑也不在了。除了几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张左右颠倒的结婚证复印件和一个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圣像——可能是家族财产中的一件，意外在没收充公中幸免——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东西还存在于世。我长时间注视着玻璃后的她，直到天色变暗，墓园的大门将要关闭，我不得不离开。她的面庞遥远而神秘，没有透露半分她死时的情形，也没有透露，为什么最后她还是没有带上妹妹和我，为什么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去。”
多年前，我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加了全日导览，游走于一座座营房，见到无数照片与遗物，心情随之灰暗。
傍晚七点多，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十点左右才会天黑，此时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
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
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仅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有人静于墓前，与墓中人喃喃细语。刚从冷酷阴沉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出来的我，望着这尘世中的“小确幸”，险些眼眶一红。
那些逝去者，最终化作墓碑上的一个个名字，人生际遇随之被隐藏。也有一些人，执意追索逝者的一切，还有其背后的跌宕时代。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作者娜塔莎·沃丁便是如此，她寻找的是自己的母亲。“1956年10月的一天，她（指母亲）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后来，娜塔莎·沃丁才得知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她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1943年作为强制劳工被驱离乌克兰，前往德国。经过如同侦探破案般的剥茧抽丝，娜塔莎·沃丁发现母亲的家族过往是一个巨大的谜，是一则关于东欧苦难的历史寓言……于是，她选择用文字完整还原了一部母亲的个人史、家族史、二十世纪动荡史。
相比奥斯维辛集中营，马里乌波尔这个地名和“东方劳工”概念都令人陌生。但在娜塔莎·沃丁笔下，它的沉痛并不亚于犹太人的苦难。
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50万乌克兰女性到德国从事家政服务，随后又从各国进口劳工，其中以乌克兰人最多。因其在德国以东，故称为“东方劳工”。
乌克兰之所以成为劳工最多的地方，是因为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一战结束后，苏联意识到自身的工业短板，大力推行工业现代化。当时的苏联政府选择大量出口国家粮食储备换取外汇，再以外汇购买西方先进机械。正因为需要大量粮食，苏联政府大规模推广农庄集体化政策，将农民财产划归国有。严苛的征粮政策，甚至连农民储备的农作物种子也搜刮干净。
乌克兰是征粮政策执行最为严厉的地区。土地面积仅占苏联领土3%，却被称作“欧洲粮仓”的它，也因此遭遇了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大饥荒，饿死近五百万人。
所以，当纳粹德国于1941年发动对苏联的闪电战，并占领乌克兰之后，乌克兰人甚至一度对侵略者夹道欢迎，将之视为救世主。这显然是错误的认知，但在当时却成为乌克兰人的心灵寄托。
而对于纳粹德国来说，容易被蛊惑的乌克兰人实在太“有用”。当时的德国，大量青壮年走上前线，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紧缺问题，于是便打起了德占区人民的主意。
在纳粹的蛊惑宣传中，乌克兰人只要报名前往德国务工，就会拥有丰富报酬、独立居住区，“里面应有尽有，一应俱全：电影院、剧院、医院、广播电台、浴室等。乌克兰人将居住在明亮、设施完善的房间里，并且获得和德国工人相同的伙食。除此之外，考虑到所有民族的饮食特点，企业厨房将专门为乌克兰工人制作乌克兰饺子、红烧牛肉、格瓦斯等。”
曾饱受大饥荒之苦的乌克兰人，将生存希望寄托于德国，纷纷踏上西去之路。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在德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中排名极低，地位仅高于犹太人和罗姆人，劳作时须佩戴东方标志（OST）。即使在东方劳工中，乌克兰人也被认为更懒惰、更不爱劳动、更诡计多端，而受到更多的责罚。
没有佩戴东方标志、没有问候上级、物品互换、偷吃东西、无理由消极怠工、损坏物品等，都会被罚。轻则打耳光，重则鞭打、惩罚性劳作、不许吃饭、夜里每小时叫醒一次。偶尔有劳工会在寒冬被从头浇下冷水，随后关禁闭，死于体温过低。
他们住在最差的棚屋里，报酬最低，伙食更是极度糟糕。主食是由粗磨黑麦、甜菜帮、秸秆粉和树叶制成的所谓面包，中午和晚上只各有一升浑浊的汤水，里面能捞到一些白菜叶、豌豆或者甜菜帮。劳工们必须拿着他们的铝盆排队——这种盆大多是给猫狗喂食用的，谁来晚了，谁就没饭吃。
所谓的“绩效口粮”实际上是一场生存淘汰。表面上看，谁干活多，得到的食物就越多，但这只是将低绩效劳工的口粮转移给了高绩效劳工。低绩效劳工会因为饥饿更加虚弱，劳动效率更低下，陷入恶性循环。但纳粹并不在乎，因为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工被骗来，而且通过劳役消灭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原本就是希特勒的计划之一。
无休止的工作、饥饿和毒打，让许多人就此死去。性侵害非常普遍，而且德国男性不会因而受到责罚，被的女劳工却会被送进集中营甚至直接处死。婴儿死亡营剥夺了许多孩子的生命，他们甚至还要充当医学实验品。当一切暴露后，等待他们的是暴力遣送，越来越多的人消失于这个世界。
最残酷的是，这些劳工在非人道的恶劣条件下做着本该属于德国男性的工作，而那些德国男性则拿着枪，在这些劳工的家乡屠戮着他们的家人。
这些以乌克兰人为主的“东方劳工”，数量至今没有定论，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达到1200万人之多。
娜塔莎·沃丁的母亲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便是其中之一。来到德国后，她再也没有回到乌克兰，与所有亲人失去联系。她的短短三十六年人生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
在自己十岁时便永别的母亲，一无所知的家庭背景，让娜塔莎·沃丁的寻亲之路异常艰难。在过去几十年中，她曾致信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也曾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写信，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结果却徒劳无功，始终无法找到母亲在自己出生前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印记。
但互联网时代带来了转机，当她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母亲的姓氏时，原本以为是“无意义的消遣”，却终于觅得蛛丝马迹。
原来，母亲出身于乌克兰名门，她的外祖父是希腊裔，也是马里乌波尔最受尊重的贵族，外祖母出身德意志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和姑姑不但是高材生，而且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家庭，致力于反对沙皇政权压迫，即使遭遇流放也矢志不改。她的母亲来自意大利贵族家庭，有教养有知识。
但新的政权让这个进步家庭成为“社会公敌”，在那个时代，贵族出身就是原罪。家族的产业被政府征用和没收，大家因为出身而遭排挤和侮辱。母亲的姐姐为了上大学，只能伪造一个无产阶级身份，她试图反抗，却遭遇被捕和流亡。
换言之，悲剧并非从“东方劳工”开始，母亲在乌克兰时，就已饱受屈辱，不容于世。前往德国，不过是一种延续。因为错过战后遣返，她只能住在“难民楼”里，直至死去。其他人也一样，“当初抢手的劳动奴隶如今失了业，成了帝国战败后剩余的累赘”。当然，即使回到乌克兰，命运也不会有什么转机，因为当时的政权将这些劳工视为“叛国者”，对他们实施残酷制裁。他们被敌国蹂躏，又被祖国抛弃。
从19世纪末到上世纪中叶，人类文明的滑坡，于个体而言如同山泥倾泻，冲垮了母亲，也冲垮了整个家族。
与许多人想象不同，受害者涵盖了所有阶层。贵族和地主被杀戮被驱逐，农民也没有改变被剥削的命运，知识分子即使一言不发，等待他们的也是集中营的不归路，或是流亡的窘迫。还有战争，收割了更多生命。代际传承在那个时代变成奢侈品，寻根之旅既神圣又无助。
因为母亲的印象太过模糊，也因为家族的线索太过松散零乱，这部家族史并不完整，甚至需要读者自行拼凑。但也正因如此，让悲怆感贯穿始终。
在娜塔莎·沃丁的记忆中，母亲永远活在灰暗中，充满恐惧的双眼“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对于整个家族的悲剧命运，她选择绝口不提，因为从她出生开始，从未得到任何一个政权的善待。
至于父亲，则为了生活忍受社会上的一切，从事着各种工作，然后将怨气发泄在家中，与母亲陷入无止境的争吵中。唯一温情而沉静的时光，是母亲怀上第二个孩子时，娜塔莎·沃丁“问她（指母亲）为什么肚子这么大时，我看见她和父亲相视一笑——这是我记忆中罕见的父母表露亲密的瞬间。”
母亲如此，其他亲戚也如此。娜塔莎·沃丁在寻亲之旅中找到了一个个亲人的消息，却也迎来一次次暴击。在大时代里，他们的命运沉浮足以写成不同的小说，却有着悲伤残酷的共同主题，以至于“我开始害怕我会找到的人，对寻亲之路上如影随形的幸运也开始感到恐惧。”
但娜塔莎·沃丁战胜了这种恐惧，她认识了自己的一个个亲人，也认识了马里乌波尔这座城市。原来，它不是想象中的阴沉寒冷，“这是一座气候极其温和的城市，全世界最浅也最温暖的亚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长而宽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
“自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成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个人。突然间，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里，而是穿着轻薄的浅色夏款衣裙走在马里乌波尔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脚上穿着凉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温暖的南部海边，在可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媲美的湛蓝天空下长大的年轻姑娘。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母亲和南方联系到一起更难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阳光还有大海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对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转移到另一种温度、另一种气候中。曾经的陌生人变成了新的陌生人。”
对于娜塔莎·沃丁来说，寻觅母亲的过往，也是探寻母亲那些永无止境的痛苦来自何处的过程。她这样期盼：“亲爱的上帝，请让我感觉她感觉到的，只要一瞬间就好，这样我就可以理解她”。
“罕见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生命的黑匣子在我年华老去时打开，向里望去，我看到一个新的黑匣子，而这个黑匣子里面可能还藏了一个黑匣子，然后里面又藏了一个，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即便到了最后，我的间题也没有得到解答，而是又回到了原点。我第一次明白，我并非身处人类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和其他人并无二致。”
面对历史，我们都如此无力。二战结束后，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写下无数回忆文字，让世界认识到了集中营的丑恶，可作为世界外籍劳工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东方劳工的故事却因为“太过残忍”、“不光彩”、“侵略方不承认”等种种可知和未可知的原因被遮蔽，甚至连数字都没有定论。随着档案材料的销毁、幸存者的陆续去世，还有人们的沉默，记忆也随之渐渐湮灭。
即使上世纪90年代，东方劳工的幸存者提出赔偿要求，由此进入德国公众视野，面目却依然模糊。娜塔莎·沃丁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所记录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母亲，也是历史学家未能完成的使命，让这段被遮蔽的历史进入公共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