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思想的实现还有赖于背后的“推手”，这就是15世纪走上政治舞台的“君主”。
城市国家的出现与君主权力的增强才使新的城市理论成为城市改造的指导思想，也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新型城市空间的出现与政治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都体现了新的权力结构的兴起，是政治发展的外在表现。
与之相关的变化就是城市中往往以一个家族独大，成为14、15世纪意大利城市的重要特点，这些家族结束了此前的共和时代（威尼斯、罗马、热那亚是例外），但又不完全摆脱此前的共和特征，一般是披着共和的外衣实行统治。
从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陷入了混战，尤其是在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而三大国之间还存在一批相互混战的小国，即波河中游和艾米莉亚大道沿线，这些城市在大国战争期间相互斗争，城市建设成为竞争手段。
而且，这时期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统一，阿拉贡王朝驱逐了安茹家族这个竞争对手，米兰则是内部权力更替。
15世纪正是意大利国际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1454年《洛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意大利五强，即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达成势力均衡，该条约以承认斯福尔扎家族继承维斯孔蒂家族在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的政治遗产为契机，将意大利中北部的城市国家政治体及其疆界确定下来，从而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通过《洛迪条约》，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意大利西北部的萨伏伊家族，以及意大利中部的贡扎加家族、埃斯特家族、蒙特菲尔特罗家族等都确立起在各自领地的统治，建立君主式的统治。
君主之间的斗争也通过城市建设展现出来，类似城堡的新型宫殿兴建起来，成为君主权力的象征，宫殿的竞争更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符号之争，取代了热战，直到1494年因法国入侵意大利而战火再起，四十年当中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
为了增强君主的合法性和对国家的统治能力，彼此之间的斗争转而以文化和符号的形式进行，打造出越来越精致、细腻的交流体系，如书写、图像、仪式等。
城市的装饰和改造自然也是这种隐性斗争的手段之一，正因如此，几座城市的扩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1454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
意大利城市的军事化转型，与14、15世纪之交的战争有关，雇佣兵将领的纪念形象出现在佛罗伦萨、帕多瓦和威尼斯，米兰等城市的城堡也体现了这一军事化趋势。
为佛罗伦萨效力的雇佣兵将领约翰·霍克伍德在1394年去世后，被佛罗伦萨人施以国葬，并在大教堂中于1436年由保罗·乌切洛建造了墓碑并绘制了壁画。
威尼斯约翰保罗大教堂前面的巴托洛缪·科莱奥尼（1400—1475）青铜骑像，就是为帮助威尼斯镇守边疆数十年的雇佣兵将领铸造的，由威尼斯政府委托韦罗基奥铸造。
此外，还有1450年由多纳泰罗为帕多瓦雇佣兵将领加塔梅拉达铸造的青铜骑像。
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涌现实际上是政治权力赞助的结果，新兴君主作为赞助人激发了新的城市观念的出现。
文艺复兴城市规划作为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中的重要一章，除了规划思想家个人的才能，权力和赞助人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
乌尔比诺公爵在市政厅和大教堂旁边修建府邸，体现了介入城市教俗事务的目标。
公爵宫高大雄伟的西立面倚靠于城墙上，居高临下，高达四五层，中间几层呈现出凯旋门样式的敞廊，这种借鉴了古罗马凯旋门的建筑样式成为公爵权力的象征。
公爵宫东、西两边的立面分别从水平和垂直角度拓展了空间，从而将权力符号融入城市的公共空间。
费德里科尊重市民的自治和法律，采取父权式的专制，注重与臣民的契约，这种互惠信任体现在其开放性的宅邸并没有采取防御性的格局，公爵宫外的广场有两面是开放的，分别朝向教堂和市政厅，从而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合起来，体现了领主与城市的和谐关系。
公爵在其家乡古比奥也建造了壮观的公爵宫，正对着大教堂，低处则是作为中世纪城市中心的市政厅和市政广场，垂直的空间尺度使公爵宫更显气派。
公爵宫外围亦建有坚固的防御性墙体，与下方的中世纪老城隔开，从而体现公爵对整个城市的掌控。
里米尼领主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1417—1468）与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蒙特费特罗为控制的翁布里亚山区而斗争，西吉斯蒙德控制沿亚得里亚海的马尔凯平原地带，也不断向西边的翁布里亚扩张，曾经占领圣马力诺等一些领地，与乌尔比诺公爵有很大的矛盾。
二者也作为赞助人资助建筑师、艺术家，利用城市这个平台展现各自的权力，并且将权力之争投射到城市景观上。
就在乌尔比诺大兴土木的同时，里米尼也展开轰轰烈烈的城市改建，由西吉斯蒙德委托阿尔伯蒂负责，在里米尼及其他领地城市设计建造新式建筑，尤其是在里米尼建造的宫殿和教堂，以西吉斯蒙德城堡最为著称，还有借鉴了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造型立面的马拉泰斯塔教堂。
但由于里米尼是海滨城市，地面平坦，所以无法像乌尔比诺那样因地利之便建造起壮观宫殿，恰恰由于阿尔伯蒂的天才禀赋，为西吉斯蒙德的城市留下了许多光彩四射的建筑。
由此可见，对建筑的狂热、对壮观风格的追求、对“理想城市”理念的发扬等，都体现了君主作为赞助人控制城市空间的企图。
可以看出一种城市思想在宫廷之间流传的轨迹：先是1444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和那不勒斯的新堡，然后依次传播到皮恩扎、罗马、乌尔比诺等城市，这些宅邸强调古典形式、凯旋门式的入口，凸显与周边建筑的差异，以中央庭院作为整个建筑的中心，周边围有古典柱廊。
15世纪50年代那不勒斯的新堡改造以后，大量相关的赞誉信息很快就通过米兰大使的信件传递到米兰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公爵处。
乌尔比诺公爵宫类似于那不勒斯的新堡，只是比后者规模更大，应当也是费德里科在那不勒斯当佣兵首领时受到新堡建筑的影响。
阿拉贡宫廷的公主埃莉诺于1476年嫁到费拉拉，将那不勒斯的风格传到了费拉拉。
曼托瓦的贡扎加家族与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之间的交流和联姻，也促成了城市规划思想的传播，极大促成了曼托瓦在16世纪的繁荣。
在混乱的状况下，意大利城市的权力逐渐被少数人掌握，尤其是一些家族和领主，也有银行家、商人、教皇，他们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投射到城市空间中，让市民和臣属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符号，从而对其产生更强的依附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又回到了城市自治时期之前，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在学习和模仿了古典传统之后，城市空间变得更有秩序，城市建设和理论思考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次重返不再是多个大家族共同统治，而是由一个家族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此前民众主要以广场为主展开经济政治活动，因此，广场的改造成为新兴君主的首先考虑，广场的意义从而发生变化。
在古典时代，有规划的城市一般是在两条大道直角相交处设置一处广场，作为公共活动的中心。
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文化注重将两条直角相交的大道比作十字架，相交处的广场被保留下来，但其民众活动功能有所退化，一般作为集市。
15世纪时，新兴君主继承了此前的广场传统，并且进一步扩建，将其作为宫殿前的透视空间，注重对称和规则，强化壮观的视觉效果，甚至还以广场为起点开辟出若干放射状的道路，以强化广场和宫殿的中心地位。
在这种诉求下，城市规划思想家将赞助人的需要与古典传统更完美地统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西欧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也走上了规则、对称的发展道路，不仅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亦为此后的巴洛克时代，甚至现代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这种新型的城市也体现了城市国家取代原来的封建体制，进入欧洲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搬到城外几乎成为这时期欧洲城市君主的一致选择，许多首府城市的新城区被打造出来，并且成为新宫殿的所在地。
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15世纪先是在城北美第奇宫和圣洛伦佐教堂一带建造家族聚居区，之后在更靠北的劳拉区（即今圣马丁广场和圣母领报广场一带）进行新城区建设，将这里作为家族势力的新领地。
这也继承了中世纪城市向城外拓展的趋势，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兼并其他城市或领地，缔造一个更广阔的领地国家。
摩德纳是中世纪中期于艾米莉亚大道旁边兴起的城市，在大教堂周围形成了市政广场和自治城市的中心。
当埃斯特家族统治摩德纳时，在市政广场以西和以北较远的地方建造了新宫殿，作为从边缘控制城市中心的堡垒。
这种城市改造措施与费拉拉的改造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反映了埃斯特家族改变城市原有结构以加强其统治的目的。
君主建造的新城作为政治中心不仅要管理老城，还要控制广阔的领地，这成为一种统治权的象征。
为了加强统治，君主不仅要建造城堡，也要在城市空间中进行文化斗争，以扩大统治范围。
埃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推广圣乔治节，要求费拉拉以外的市镇也派出代表参加，但1437年摩德纳举办圣吉米尼亚诺节庆典时，埃斯特家族却禁止摩德纳要求其郊区市镇的代表参加，雷焦举行圣普洛斯佩罗节时也遭到这种阻碍，市镇来的代表寥寥无几。
埃斯特家族之所以使用这个策略，正是为了强化费拉拉的中心地位，打击任何有可能构成竞争威胁的城市，尤其是对于摩德纳和雷焦这种过去有较强自治传统的城市。
庇护二世即位后面临三大任务，即反击奥斯曼土耳其、削弱大公会议派对教皇的限制、巩固教皇对其领地的控制，因此，建造一座理想城市是其提高声望的重要手段。
就构造而言，新城皮恩扎的中心与乌尔比诺以公爵府为中心的建筑群有相似处，这时期，这种以宫殿和广场为主的建筑群开始大量出现在被君主改造的城市中，体现了君主建造和控制城市中心的企图。
这与阿尔伯蒂的理论也颇为契合，即君主的住宅应该居于城市的中央，应该具有便捷的入口。
皮科洛米尼宫宽敞、宏伟、装饰豪华，都使它与中世纪的家族宅邸截然不同，其外立面对应着广场，显得宫殿更加壮观、绚丽，这一点是模仿了阿尔伯蒂在佛罗伦萨建造的鲁切莱宫。
宫殿内部是一座花园式庭院，四周被高达三层的凉廊环绕，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广场周围，还坐落着众多宅邸，这些宅邸的主人或是庇护二世的亲戚，或是其朋友故旧，如皮科洛米尼宫北边面朝的阿玛纳蒂宫、萨隆莫内·皮科洛米尼宫、托马索·皮科洛米尼宫，以及沿着城市东西主干道罗塞利诺路的许多家族宅邸。
此外，15世纪后半叶，教皇为了扩张领地而攫取波河南边的艾米丽亚和罗马涅地区，试图将这里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尤其对弗利、伊莫拉等城市进行了重新规划，显示出较强的战略意识，其中西斯廷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起到了主导作用。
这从达芬奇的伊莫拉城市改造图纸可见一斑，该图纸就是在教皇家族的赞助下完成的。
这时期城市内部结构的中心性得以加强，广场和宫殿被作为象征君主权力的景观而打造，这几乎成为意大利城市的普遍特征。
这种中心性结构与此前封建和自治城市时代的城市不同，封建时代的意大利城市领主宅邸体现了分散性，公社时代以市政厅和市政广场作为城市中心，而这时期的中心则聚焦在规则的广场和豪华的宅邸上，二者交相呼应，共同传达出政治结构变迁的讯号。
总之，从这个时期起，各个城市国家的君主纷纷投入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去，将其权力通过空间反映出来，或是对内强化统治，或是对外彰显主权。
空间变化体现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变迁，新的城市结构成为时代的特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